一、商祖王亥其人其事
王亥作为商先公之一,不仅有众多的文献记载,而且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通过卜辞研究,发现王亥之名,“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文献《世本》、《楚辞?天问》、《吕氏春秋》、《史记?殷本纪》、《三代世表》及《汉书?古今人表》所记载的胲、核、该、王冰、振和垓,“实系一人”。从而证明了王亥是商自契以后的第七位先公,确实无疑。同时,王亥又是“祭祀之最隆重者”。据统计,甲骨文中祭祀王亥的卜辞,仅《殷墟卜辞综述》所收就达96条之多,祭祀时用牲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不等。而且,在卜辞中多提到“高祖亥”、“高祖王亥”,在甲骨文中被称高祖的共有三人,其一为高祖夔,即高辛氏帝喾;其二为高祖王亥;其三为高祖乙,即商汤。帝喾为五帝之一,商汤则为灭夏后商代的第一位君王,能与此二人并列为高祖,足见王亥在商人的心目中地位。
王亥作为商部族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之所以得到后人的隆重祭祀,除了其作为先公的地位以外,还在于他为人类做出的突出贡献。正如王国维所说:“然则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
那么,王亥是以什么“制作”而成为圣人,成为尊崇、隆祀的对象,受到后人的崇拜?
根据前人的研究,王亥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就是“亥作服牛”,从而成为中国畜牧业的创始人。(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关于王亥服牛的记载,如《世本》:“相土作乘马”、“亥作服牛”;《管子·轻重戊》:“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这里所谓的服牛,即放牧、驯服之意。文献记载,商族是一个经常迁徙的部落。《尚书序》:“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居亳,从先王居。”《史记·殷本纪》记载与此同。张衡《西京赋》称:“殷人屡迁,前八后五。”也就是自契至汤八迁、自汤至盘庚五迁。商族的多次迁徙,说明其统治中心的游移不定。其中的重要原因,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是与商族畜牧业的发展相适应的。王亥驯化牛,并发明牛车,是相土发明马车的继续和发展,是畜牧业的发展和频繁的迁徙的需要,它的发明,使人们由此掌握了畜养和役使畜力的方法,是生产力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标志。以至在商立国以后,畜牧业成为商代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畜牧品种六畜齐全,并设立有专门的牧场和专门主管畜牧业的官员。考古发现的商代大量的祭祀用牲,以及甲骨文中大量用牲的记载正反映了商代畜牧业发达的情况。而所有这些,正与先商时期重视畜牧生产,“相土作乘马”、“亥作服牛” 等是一脉相承的。
王亥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周书·洒诰》所言的妹土人“肇牵车牛远服贾”。妹土人即商族人。以王亥始贾为代表的商业行为,成为中国商业的肇始;王亥也因此获得“商祖”的美誉。关于王亥服牛经商的事迹,以《山海经》和《竹书纪年》所记最详。《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山海经》注引《竹书纪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緜臣也。”正是因为牛车的发明和对牛的驯化,为先商时期的先民远途跋涉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创造了条件。王亥作为商族的先王,亲自赶着牛群,到河北的有易部落进行商业贸易活动,不幸被有易部落的首领绵臣所杀。通过这一件事情本身可以看出,当时商业贸易已经兴起,而王亥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关于商之先王亥的居地,有学者根据先商在王亥时期曾在北方的易水流域活动,也就是到有易氏部落从事商业活动的史实,证明王亥居有易,也即今河北易县。然而,同样以上述《山海经》和《竹书纪年》的史料分析,说王亥“托”于有易或“宾”于有易,说明王亥原来并非是居有易,而是王亥从事商业活动,暂居或客居于此。王国维考证在今河北易水流域,认为商人在王亥、王恒之世,“已由商丘越大河而北,故游牧于有易高爽之地”。王亥服牛经商的过程,也是商族势力不断扩张的过程,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挫折。日本学者小川琢治《穆天子传地名考》补充说《山海经·海内北经》所载“王子夜之尸,两手、两股、胸、首、齿,皆断异处”一句,仍为记述王亥之事,夜字为亥字之形讹,所记为王亥惨遭杀戮以后之景象。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进一步列举《周易》的《大壮》六五爻辞“丧羊于易”和《旅》上九多辞“丧牛于易”的两段记载,认为仍是指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的史实。有易国君之所以杀死王亥,并不是仅仅因为王亥善于经商,或者是为了夺取大批量的帛或牛群,而是族落之间的冲突。最终王亥之子上甲微为父报仇,假师于河伯,灭掉了有易氏部落,杀死了绵臣,完成了父亲未竟的事业。因此,这一条史料本身也就成为商族势力扩展到黄河以北的易水流域的重要史证。
既然王亥不居于有易,那么又居于何处呢?我认为王亥居商丘是可信的。《史记·殷本纪》记载:契佐禹治水有功,被帝舜“封于商,赐姓子氏”。《尚书序》孔颖达疏中又说:“契至成汤,十四世凡八迁国都者。”据王国维《观堂林集》卷十二《说自契至成汤八迁》考证,这八次迁徙的顺序是:契最早封于商,契从商迁蕃,是为一迁;昭明迁于砥石,是为二迁;昭明又迁于商,是为三迁;相土徙东都,是为四迁;相土复归商,是为五迁;上甲微迁于殷,是为六迁;上甲微复归于商,是为七迁;汤始居亳,是为八迁。上述的商地,即今河南商丘,古称睢阳。蕃在山东滕县;砥石在河北隆尧与宁晋之间;东都在山东泰山下,殷在河南安阳漳河流域一带。亳,即在今河南商丘市东南,也就是《括地志》所云:“梁国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 从契至汤的十四世依次为: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王亥(—王恒)—上甲微—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天乙(成汤)。在相土复归商至上甲微迁于殷之间,没有迁都的记载,只是提到王亥曾“宾于有易”,说明昌若、曹圉、冥、王亥(王恒)期间,仍在商丘。而且,先商民族虽然经历了八次迁徙,但其中的四次都与商丘有关,均为复归于商丘,说明商丘为商族先公先王的主要经营地,其大部分是间是在商丘一带活动的。
二、从“亥”字谈商族起源与图腾
我们在查找有关商王亥的资料时,发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即高祖亥的亥字,甲骨文中或从鸟,或从隹,隹亦即鸟,或从萑,萑亦即鸟,或从又持鸟,更与《山海经大荒东经》 “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之说相合。无独有偶。甲骨文中高祖夔的“夔”在甲骨文中作 字,亦作鸟形。王国维认为夔即是帝喾,(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第九,中华书局1961年。)郭沫若从其说,并在《殷契粹编》1中认为夔即是殷之始祖宗。当然也有人持异义。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夔是商的祖先。帝喾是契的父亲,据载刚生出母胎,就知道自己的名字叫“俊”(同俊)俊在甲骨文中写作一个鸟关兽身的形状。关于帝俊本人的故事,主要是《山海经》中记载的帝俊与五彩鸟交友的故事。袁珂先生从帝俊的象形认为他是东方殷民族所奉祀的上帝,“就是一个长着鸟的头,头上有两只角,猕猴的身子,脚只有一只,手里常拿了一只拐杖,弓着背,一拐一拐地走路的奇怪动物,这就是他们的始祖神了”。从以上资料来看,在商族先王的三个高祖中,其中的高祖亥、高祖夔在卜辞中均与鸟有关。
甲骨文中的夔字作鸟形,以及亥字从鸟从隹,表明了早期商族以鸟为图腾的史实,这样就很自然地将王亥与商族的图腾联系在一起。
关于“玄鸟生商”的始祖创生神话由来已久,习见于我国的文献典籍。
《诗经 商颂 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毛传:“玄鸟, 鳦也,一名燕,音乙。”“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
《诗经 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郑笺:“禹敷下土之时,有娀氏之国亦始广大,有女简狄,吞鳦卵而生契。”
《楚辞 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又《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佚女何嘉。”王注:“言简狄侍帝喾于台上,有飞燕堕其遗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
《吕氏春秋 季夏纪 音初篇》:“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王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为北音。”
《史记 殷本纪》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上述文献记载不尽相同,故事情节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简到繁,逐步演化,但始终没有改变“玄鸟生商”的主题。也就是说,人们始终把玄鸟作为商族的图腾。创生神话作为发自人类最底层的文化史现象,与图腾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图腾观念中,图腾生育信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图腾生育信仰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感生信仰,如“舜母见大虹,感而生舜”(《竹书纪年》);“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蟜氏女,少典之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三皇本纪》)其二为吞食图腾物,诸葛亮如吞食鸟卵或植物果实等。以上关于玄鸟生商人的神话,实际上表明了远古时期卵生图腾的信仰。玄鸟也就成了商最初的氏族祖先,是氏族的庇护者。
商族以鸟为图腾,不仅有“玄鸟生商”的故事以及甲骨卜辞可以为证,而且在商代青铜中也能找到遗痕。青铜纹饰中,鸟纹的大量出现,是商族图腾崇拜的遗绪。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清古鉴》中还著录有一件青铜器“玄鸟妇壶”,铭文“玄鸟妇”三个字合书。于省吾先生考证为商代遗物,更进一步证明了商人以鸟为图腾的史实。《历史研究》1959年11期)也说明玄鸟图腾感生神话在商代早已流行。
事实上,以鸟为图腾并非商族所仅有。尤其是在古代东方,从山东到辽宁有许多关于鸟的传说。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遗物中,曾发现不少关于鸟的造型和纹样。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鬶,即是鹤、雁或鸠等鸟灯形象的塑造。环渤海东北而形成的国家,史称为燕,即奉燕子为神明,因此,石兴邦先生曾指出:“鸟是东方的象征”,“形纹样是东方文化教育的特点。”(石兴邦:《山东地区史前考古方面的有关问题》,《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
既然鸟是东方的象征,那么,商族的玄鸟图腾与东夷的鸟图腾有什么关系呢?商族与夏、周图腾有别,说明其文化的传承不同。商文化与夏、周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传承。《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且鸟 鸠 氏司马也,尸鸟 鸠 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这里的少皞部落俨然成了鸟的王国,少皞氏便是这个鸟王国的首领,是百鸟之王。诸鸟后面的“氏”字,说明这些鸟名乃是一个个氏族名或氏族酋长名称,意味着少皞所领导的,正是一个由许多鸟图腾氏族联合而成的大部族,而少皞则是属于东夷族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商族的玄鸟图腾与东方的鸟图腾文化有关,并非无据。商族以玄鸟为为其部族的图腾,而少昊部落中恰恰就有“玄鸟类氏”,这不能说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商人原本出自少昊部落的重要证据。正由于商族原本出自少昊部落,故商族之始祖契又称“少昊契。郭沫若先生甚至认为少皞即是契。“少昊金天氏帝挚,其实当是契。古挚契同部。契之母常仪,契之母简狄,实系一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251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胡厚宣先生赞同此说,并认为在中国古代文献传说中,少皞即是契,为商的始祖,太皞即是帝喾,为契的父亲。少皞以挚鸟为名,在他立国的时候,正当凤鸟来临,所以他要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这和“玄鸟生商”,和契称玄王的传说是完全相合的。(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历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孟世凯先生更认为,“商族与少昊族有密切的族源关系,可能是从少昊族分离出来后由东向西迁徙,在今河南商丘一带定居后,才以地名为族名”。(孟世凯:《商族源和相关问题》,《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
基于商族与东夷少昊部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古工作者在豫东、鲁西一带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早在1936年李景聃等便在豫东开展工作,从而揭开探索先商文化的序幕。1976年到1979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豫东组织调查,并重点发掘了永城王油坊和黑堌堆等遗址,标志着先商文化的探索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了阶段。尤其是1988年以来,对夏邑清凉寺、鹿邑栾台、杞县鹿台岗等遗址的发掘,使人们对豫东古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在这里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交错分布的地层堆积,而且靠近西部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文化接近,越往东部,则岳石文化因素越浓厚。1994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联合组织考古队,再赴豫东探索先商文化,并提出先商文化也许就是岳石文化。如果这个命题成立的话,那么,我们的认为的商族起源于东夷,便找到了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据。不过,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去证实。
毫无疑问,先商文化应到商先公活动的地域内寻找。从上所述,商族是一个习惯于迁徙的民族,包括商高祖王亥在内的十四位先公先王,在先后八迁的过程中,有四次与商丘有关。再加上“玄鸟生商”的神话与东夷族的鸟图腾崇拜如出一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商丘又处于东夷与华夏文化的交汇地带,或者说本身就是东夷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商丘自然成为人们探寻先商文化的焦点地区。田昌五先生曾考证商先公的活动范围,“北不过易水,南到商丘地区北部,向东到巨野泽东岸,西界可能以太行山为限。商汤的活动范围,集中在濮阳、菏泽、商丘地区。”(田昌五:岳石文化与夏商文化),《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先商时期,地位豫东的商丘地区,既是二里头文化分布的边缘地带,又属于山东龙山文化系统,岳石文化在杞县以东有广泛分布,是夷夏商三种文化的交汇地带,它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夷夏商文化在商丘地区的交汇,一方面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尤其是先商文化与东夷族文化的融合,使商族能够奋力崛起,并在夏末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为最终成汤完成灭夏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为商族商业贸易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而诞生一批以王亥为代表的从事商业贸易的商人。从王亥服牛经商的事例来看,当时还处于一种物物交换的原始的贸易形态,是赶着牛羊与有易氏部落进行交换,只是到了商立国以后,随着城市手工业、交通运输等迅速的发展,真正货币——贝币出现,大大拓展了商业贸易的范围,从而使商代的商业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2008-2-22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