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初期，是对人类社会作整体研究的社会科学，主要以反覆论证来研究相对现代尤其是当代的人类社会与社会生活。从过去主要研究人类社会的起源、组织、风俗习惯的人类学，倾向变为以研究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中的组织或者群体的学科。它关心客观的可测量的社会现象，把国家、政体当作人类组织活动，关注经济现象的社会基础及互动关系，寻找文化的普遍意义及可解释的文化现象。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人们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社会群体或社会机构的成员存在。

对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整体研究源远流长。在19世纪初期，孔德认为过去神学及崇尚武力的社会慢慢消失，以理性、科学、工业为主的年代正在抬头，两者之间的冲突正是社会动荡的源头。在社会制度转变的时期，这种过渡性的冲突及混乱是无可避免。在旧制度消失前，人们无法体验新制度，往往需要多次社会转变才能改组社会。^[1]社会学就是针对社会改组的问题（现代性）而发展成为一门社会科学。涂尔干学派的社会学家不但希望了解什么使得社会团体聚集起来，更希望了解社会瓦解的发展过程，从而作出“纠正”。纠正的观念并不暗示社会学家缺省一个“正确社会”的模板。涂尔干本人都不认为有一个终极的、完美的社会可以参考。简单来说，当一群人互动形成一个稳定的参考架构，运行良久，对他们来说就是“常态”。当社会制度问题积累下来，此一稳定状态被打破，形成混乱，即上述所谓“瓦解”时，就形成病态。因此涂尔干认为，社会学家职责在于找出一个社会的“日常常态”，如此才能确定出“病态”的判准。社会学家需要不断观察与分析，不是找出模板，宣称终极事实就结束。

相反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家并不探索对纠正社会的方法。因为他们认为对社会病疾提出的纠正方案，往往是以一个小群体的观念强加到绝大多数人的身上，这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使问题加重。20世纪初，如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等人，受到上一代如韦伯与齐美尔学说影响，加之参考马克思理论，针对现代社会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悲观看法，其中尤其看到社会虽然高度分工，却也产生生活的分裂化。尤其是在艺术文化领域，大量复制技术的出现，造成艺术精神的丧失。法兰克福第二代哈伯玛斯继承上述观点，并参照美国结构功能论与象征互动论、欧陆的现象学等，提出沟通行动论，与第一代悲观观点不同。认为必须致力建构一个可沟通的社会，才是悲观现代性的出路。而上述的观念，类似社会冲突论，知名人士如达伦道夫，也是以马克思对社会阶级分析为主，认为社会有掌握资源的的阶级，以及受统治的阶级，惟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握有生产工具，无产阶级因无工具而受宰制，需要反抗革命，观点较属于政治经济学，但冲突论者，结合韦伯对阶层─加入社会地位等角度，认为社会不平等，源自多方面，不只经济不平等。

今天，社会学家对社会的研究包括了一系列的从宏观结构到微观行为的研究，包括对种族、民族、阶级和性别，到细如家庭结构个人社会关系模式的研究。社会学系分成更多更细的研究方向，包括像犯罪和离婚，在微观方面例如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些社会学家使用定量研究^[2]的方法从数量上来描述一个社会总体结构，以此来研究可以预见社会变迁和人们对社会变迁反应的定量模型。这种由拉扎斯费尔德（Paul F. Lazarsfeld）倡导的研究方法，现在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两个主要方法论之一。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另外一个主要流派是定性研究^[3]，包括历史社会学、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专题小组讨论等收集资料的方法，以及基于扎根理论、内容分析等定性资料的分析及归纳方法。从事定性分析的社会学家相信，这是一种更好的方法，因为这可以加强理解“离散”性的社会和独特性的人文。这种方法从不寻求有一致观点，但却可以互相欣赏各自所采取的独特方式并互相借鉴。主流的观点认为，定量和定性这两种研究方式是互补的，而不是矛盾的。涂尔干与韦伯都强调两者的重要性─亦即从主观（定性）与客观（定量）交错研究。到后来的象征互动派大师布鲁默（Herbert Blumer）相当强调定性的影响力。